成都一袭汉服：战乱与晋朝经济，人口锐减与税收短缺的双重打击
晋朝时期的经济面貌，特别是农业的发展状况，呈现出既复杂又多元的态势。
随着晋武帝的统治，社会逐渐安定，军事活动减少，屯田制被废除，农民得以从屯田制中解放出来。为了规范土地分配，占田制和荫客制应运而生。这两项制度为世族提供了明确的土地占有法则，平民也获得了一定规模的土地。然而，世族大规模兼并土地的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。课田法的实施，虽然使地租比曹魏时期增加了一倍，但由于农民从原本负担更重的屯田农民中转变而来，他们的负担实际上相对减轻了一些。荫庇制下，被荫庇的农民只需向荫庇者交租，国家的税收压力转而落在其他编民齐户身上，这也促使更多的农民选择转荫至大地主名下。最终，政府税收出现短缺，世族则获得了经济上的特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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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晋统一全国后，尽管人口数量有所增长，但尚未恢复到东汉时期的水平。八王之乱及五胡乱华等历史事件使得人口数量急剧减少。在五胡乱华期间，华北地区更是发生了多次大屠杀，如刘聪、刘曜、石勒及石虎等人的暴行，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。战乱引发的瘟疫和饥荒也导致大量人口死亡，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悲惨景象。
除了战乱因素，两晋时期的人口数量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而被隐瞒。政府赋税繁重，使得百姓选择依附在大族或寺庙下以逃避课税。军人、部曲、僧人、道士及奴婢等群体属于别籍，并不纳入户籍统计。此外，战乱也导致大量人口外流或迁入后隐瞒户籍。
由于北方战乱频发，大量人民选择逃往南方，形成了一股人口大流动的现象。滞留在华北的汉人则依靠坞堡进行自卫。在这一时期，主要的流亡潮有六次，其中包括晋惠帝时期的关中齐万年之乱，以及随后人民南迁至蜀地，协助李特、李雄建立国家的事件。另一股流亡潮则经过汉水、宛至淮河地区，后被石勒吸收。巴蜀动乱后，人民逃至荆湘地区，因受土豪欺压而引发叛乱，最终由王敦、陶侃平定。同时，并州的饥民向冀豫地区乞食，形成了“乞活贼”的群体。而凉州因较少受战乱影响，吸引了众多人民前往避难，并形成了独特的“河西文化”。
在华北动乱期间，众多人民还选择逃往辽东地区，由慕容皝设立侨郡进行收留。这些侨民后来协助慕容皝建立了前燕政权。而最大的一股流亡潮则是在永嘉之乱后，中原人民大规模流向江南，史称“永嘉之乱、衣冠南渡”。在东晋时期，共有五次大规模的南迁，包括司马睿移镇江东时期、祖逖北伐失败南撤时期、桓温北伐时期、淝水之战后前秦崩溃时期以及刘裕北伐失败时期。
南迁的侨姓世族成为东晋朝廷与南朝的支柱力量。这些侨民渡江后主要分布在荆扬梁益四州，甚至深入闽广之地。为了安置这些侨民，政府设立了侨州郡县，并允许他们入白籍以减免赋役。然而，由于侨州郡县迁徙不定、侨民与当地人民混杂，户籍管理变得困难，影响了政府的赋税收入。因此，在安定之后，政府实施了“土断”政策，将侨民就地入户(黄籍)，以增加财政收入并充实兵源。同时，这也使得官吏丧失了免税特权。在东晋时期，共实施了四次土断政策。
当时，人民被视为重要的资产。在战争期间，不论是侵略者还是被侵略者，都常常采取强迫人民迁移的策略，以防资敌。这种现象在华北或江淮地区尤为常见。
